因此，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规划金融监管体制，使金融监管更加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

这样，尽管每亩的产量预期基本不变，但水稻产出的不确定性会下降，也就是风险会大大下降，这使整个社会的粮食供给更加安全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受水灾旱灾的影响。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看法是对保险类金融衍生品缺乏真正理解的结果。

当然，之所以保险让你放心、安心，是因为一旦发生风险事件，你的消费、你的生活照样不受影响，因为有保险公司帮你顶着呢。不管是转基因粮食，还是红薯、玉米当年进入中国，还是商业保险当年进入中国时，都曾经面对巨大挑战，但今天还是都接受了，也没有几个人抱怨保险公司。在我们推广期权市场时，应该避免把它们说成是比股票市场更赚钱的工具，那不合适，而更应该把它们跟保险市场作类比，不应该跟债券、股票这些投资性产品做类比。第二个跟期权非常相似的例子，是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转基因粮食。但，到每个人最终看到实际回报数字后判断这个基金、那个基金的情况时，都把这些道理忘记了，都只看平均回报率这一个指标，而不顾风险指标。

在干旱导致水稻欠收的时候，多种一些玉米和红薯的话，整个社会的粮食产出便可以保持在一个需要的水平，它们起到了一个平衡作用，保险性粮食品种就是这样的。此次针对ETF期权，证监会和上交所已经花好几年的时间研究、研发、测试，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希望很快能推出。可以说，上一轮金融改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外力和外智，而这个外力和外部智慧主要是外资银行和其他外资战略合作者。

随后，又推进了城信社、农信社的改革，重组出一批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资银行通过表外变相信贷为房地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高利率融资，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金配置效率偏低，脱离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情况。尽管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实力已大大提高，但与外资银行或跨国银行相比，其国际竞争力仍偏弱，管理体系、风控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距离。而银行业开放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可以为以上这些方面的改革起到协调配合的作用。

如果单单是为了改进公司治理，那需要明确，产权结构只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公司治理包括股权结构、发展战略、内部控制、业务流程、信息披露、信息系统建设、激励约束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外部中介机构（如审计）作用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相应经历了1979年~1992年的起步发展期、1993年~1997年的快速发展期、1998年~2001年的调整期、2002年以来的加速发展期。

2001年因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引发其资本流入暂停，比索急剧贬值，货币和外债危机爆发。对于目前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高的上海自贸区，应在鼓励区内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监管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控，防范风险。外资银行的控制及比索贬值加速了阿根廷的货币美元化、外债增长。尽管如此，麦金农提出的最优秩序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渐进和适度地提高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度，促进银行业竞争和金融发展 我国入世虽已13年，但银行业对外资狭义开放度仍不到2%。在理顺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明确主要监管责任方的同时，减少多头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此外，本轮改革讨论中还强调了改变国有控股银行的所有制结构。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在对外借贷与担保、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期货投资等方面进行一些试点（如在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温州），并扩大了QFII和QDII额度和范围，减小了对FDI的审批范围。

当前，我国正在与美国和欧盟商谈投资协定，同时，外部面临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的压力。这一系列的银行微观改革要求，缺乏国内经验可资借鉴。

一些外资银行已作为战略合作者或财务投资人参股中资银行，不少在华外资银行已经摆脱危机中的颓势、在华扩张欲望较强。而其表内信贷中仍有一部分为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

鉴于银行业开放一向是美欧等对我国较期待的领域之一，我方不妨先对新的银行业开放方式、范围做出构想，以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在未来银行业开放过程中，应注意其与资本项目开放交叉推进产生的风险可控。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并不发达。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资产共25268亿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73%。银行业开放是金融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可以考虑在未来十年中将银行业对外资开放度逐步提高到5%-10%的水平。

例如，2013年6月、12月银行间拆借市场发生两次钱荒，最终以央行出手相救告结。尽管其经营行为有时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但在有效监管之下，相应风险仍可控制。

而到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占比降到48%，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上升到52%。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资本市场发展的推进，银行业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一些既有的体制和管理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国家和监管部门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稳定、银行稳健的重要性。到2001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资产占到67%，占压倒性优势。

1978年以后，我国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经历了试点阶段和入世后的扩大开放阶段。虽然招募一些国际化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个别人才难以解决整个管理系统层面的问题。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银行业开放度还需从两方面考虑。尽管在华外资银行已在不少涉外业务和国际业务领域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但总体来看，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所占市场比例和规模仍很小。

1992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资产的82%。截至2013年年底，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42家外资法人机构、92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87家代表处。

危机中，阿根廷政府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调控能力丧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受制于人的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产业层面来看，长久以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过高、竞争不足，这一局面需要逐步改变。

这些改革中，不仅利用了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和治理经验，还借我国入世之机，开启银行业开放的新阶段，发挥外资银行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作用。将银行业开放与银行业改革相结合、协调推进，共促金融发展 上一轮银行业改革中，将银行业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将面临息差缩小、存贷款的利率（价格）敏感性提高、过去高度依靠生息资产业务盈利的模式亟需转型等挑战，其服务定价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都需要相应提高，相关业务的后台管理流程也将需要再造，信息服务系统也需要改进。之后，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实行债务比索化、资本流动控制、取消银行实行的存款冻结、保护存款人存款价值等政策措施。而世行另一份报告的统计显示，2008年，在9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已有80%的国家在10%以上。例如，增加外资银行债券承销牌照、基金分销牌照，降低人民币业务准入门槛等。

如果以负面清单方式决定外资准入范围，银行业最好设为限制准入型。其中体现的我国银行业开放原则未来仍将适用。

但考虑到金融安全性，批准外资银行投资控股本土银行暂时只针对区域性银行、或者说中小型银行较为合适，且最好不要在我国重要经济区域形成垄断。在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已为民营银行试点的制度设计定下了四大基石，即：强调发起人的资质条件、实行有限牌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立风险处置安排。

为了让其健康成长且不破坏金融稳定，监管部门还需要对其经营的稳健性和审慎性予以高度关注。于是，加快了商业银行改革，五大国有银行除了农行很快开始股改，在改变产权结构的同时，推进公司治理全面改革。